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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家伟说：“我很欣赏你的胆气和才气。不过，向涛，我还是劝你别硬碰硬，有时候，动一动脑子，事情的结果可能要比你硬碰硬好得多。比如说，你通过投稿已经与北京等地的大报有了一定的交往与联系，诸葛亮有借东风一说，你何不借他们的声威呢？况且，作为新闻来讲，像这样的题材都是抢手货，要是那帮老记们知道肯定一窝蜂的就涌来了，说不准还能写出一篇全国获奖新闻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，因为我没有参加“两会”，对有些具体情况以及背景都太不清楚，只是凭感觉瞎说。”

向涛说：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林总，我绝对没有恭维你的意思。谢谢你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去做。今早收完报，我已被王总驱逐出了‘两会’的会场，让我反省，这正好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，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，来挽回一个人的人格与自尊。”说完，就告辞而去。

林家伟长长地舒了口气，顿觉畅快无比。向涛的出现，巧妙地保护了自己，这样他就可以隐入事件的背后，让向涛冲锋陷阵，让向涛当挡箭牌。这样无论何时何地，他都不至于陷入到尴尬的境地。在官场里，没有自我保护意识的人，往往会成了权力之争的牺牲品。林家伟虽说不是正统的政客，但他还是明白其中的道理的。（未完待续）

林家伟抽了支烟，还是难以抑制因“制造”带来的不平静，便给向涛打了传呼，想从他哪里了解一点实情。

在报社里，林家伟唯一看好的记者就是向涛。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，新闻界也弥漫了铜臭气，好多记者都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，丧失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知，可是向涛还仍然固守着他的那方净土，目光始终盯着老百姓关注的热点与焦点，因而也写出了不少深受读者好评的反映老百姓心声的好稿。去年，他写一篇《县官，一年消费知多少？》的稿子就很有正义感和独特的视觉，但王一飞却把它毙了，说稿子写得好，就怕发出来引起别的麻烦。向涛一气之下就把稿子投寄给了北京的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，不日，那家报纸就刊发出来了，随之，全国各地的许多报纸都作了转载，有的还加了编者按。

那篇报道的内容大致是这样：记者曾暗地对一处级实权的单位的一把手的全年费用作了调查，调查表明，一个人年均工资收入只达6000元左右的经济还比较落后的地区，养一个正处级需要22万元。

这位实权单位的正处级（一把手）一年的工资收入13200元；专车一年的费用为21420元；小车司机的年薪为11800元；两次旅游费为38000元；出国观光费为54000元；与单位毫无工作关联的吃喝费36800元；与单位毫无工作关联的礼品费为44000元，共计耗费为219220元。按全市平均工资水平算，这219220元相当对36个半人一年的全部工资，这219220元，可安排近50名下岗职工。记者为此呼吁所有的有实权的领导干部，不妨为自己算个账，养你需要多少万？

这篇报道既给向涛带来了声誉，同时，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。麻烦之一是，他家的玻璃一晚上连着被砸碎了好几块，还差点儿伤了人；麻烦之二是，匿名电话、恐吓电话接二连三，骚扰得他连正常的电话都不敢接了。那些日子，报社的好心人都很关心向涛，劝他单独别上街，晚上别出门，多小心多留神，过一阵子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了。向涛却乐观地说：“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教导我们，‘被敌人反对是好事，而不是坏事’，敌人越猖狂，说明我做得越对。”

林家伟没有等来向涛的电话，却等来了向涛。

向涛进来说：“收到你的传呼我正在路上，没来得及回。怎么，林总中午没回家？”

林家伟招呼向涛坐下后才说：“中午都在加班，收报的收报，出报的出报，我能回去吗？”向涛说：“真不好意思，为报社添这么多的麻烦，早知如此，我何苦来着？”

林家伟说：“话不能这么说，我认为即使有责任，也不是你的责任。作为一名记者，政治性与真实性是很难把握的，有时候，这两者几乎是相互矛盾的。”

向涛说：“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上午，王总让我们几个去收报，政协委员们问我们为什么要收？我们说报上出了错。有几个比较敏感的委员就说，是不是我们没有跟着一起唱赞歌，说了几句实话，要把我们的发言撤下去？我说不知道。我想，要是把改过的报纸发下去，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。林总，我也想好了，既然我已经为真话代了言，我就打算一代到底，让天下都要知道金都的这一收报奇闻。大不了我可以辞职走人，金都待不下去，别处也可留人。”